人一“阔”,就有人攀附,活着的自不必说,就是死了几十、几百,几千年的,也会有人去认亲的,不是排出过杨老令公的第n代子孙么?蓝翎同志给这类社会现象取了个名字,叫做“拉祖配”。 
  还有一种“拉祖配”,是给某类事物拉祖宗找祖例的。我这里仅举二例: 
  一例见之于某报,说是鲁迅也用过“物质文明”和“精神文明”这两个词汇,点明的时间是1918年,点明的

在鲁迅的数百篇杂文中，《〈越铎〉出世辞》并非十分起眼的作品，他生前未曾将其收入十四个杂文集中的任何一个，后人所编的《集外集拾遗》也未予收录而仅列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。然此文写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，透露着鲁迅与辛亥革命关系之一斑，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民国元年（即1912年）1月3日，《越铎日报》（即《越铎》）由越社创办于绍兴，鲁迅是创办人之一，《〈越铎〉出世辞》便发表在《越铎日报》的创刊号上。鲁迅在《范爱农》一文中，说过它的创办背景：“‘情形还是不行，王金发他们。’一个去年听过的我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，慷慨地说：‘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……为社会，我们知道你决不却的。”鲁迅没有让这些“少年”失望，这篇“出世辞”，便是他在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。

朱熹与尼姑的话题，乃是“庆元党禁”的遗留问题，“伪学逆党”案已在宋理宗时平反昭雪，朱熹与尼姑的关系，却总有疑团未释，这个话题也就延绵不绝。

事情的缘起，在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（公元1196年）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的弹劾。沈继祖为朱熹列举的罪状共有十条，其中包括“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，每之官则与之偕行”。按理说，冤案既已昭雪，此事也当烟消云散。但朱熹本人曾上表认罪，他说的“深省昨非，细寻今是”之“昨非”中，就有“纳其尼女”一款。既然他自己都认了，别人还有什么话说？！

或是因为“群奸嚣张，在劫难逃，多言无益”，在当时的高压之下，朱熹说的是违心话，他还自认“草茅贱士，章句腐儒，唯知伪学之传，岂适明时之用”呢！但这样一来，就构成了一个二难推理：要么，朱熹自认的“纳其尼女”确有其事，与他主张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大相径庭；要么，朱熹自认的“纳其尼女”纯属违心，与他弘扬的儒家节操相距甚远，无论是确有其事，还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许多可以被称为时尚、时髦、时弊的东西，都可以从它那边找到踪迹。拍马有其祖师，溜须有其典故，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景观——捧歌星，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。

这是公元前404年的事，距今已有2400余年。史书这样记载： 

赵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寡人喜爱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。连诺而不与，烈侯屡问，连乃称疾不朝。

嵇康有两封“绝交书”，都与他被送上断头台有关，一封是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一封是《与吕长悌绝交书》。我这里要说的，主要是前者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封“绝交书”简直就是嵇康讨伐孔教礼教与司马氏集团的战斗檄文，他也因此而几乎成了反对孔教礼教的英雄，专与司马氏集团作对的斗士。当然，有专制者与礼法之士那边，则另有一种说法，叫做“害时乱教”、“非毁典谟”（钟会语）。

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。

说到嵇康的这封“绝交书”，避不开他的“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。这句话一直都被人看得很重，简直就无异于反对孔教礼教的战斗号角。其实，他说的只是，我这个人呀，口无遮拦，时常会有“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的言论，因为是山野草民，也没有什么大碍，一旦显山

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——此“三讳”出自据说是孔夫子编纂的《春秋》。对于孔门弟子而言，孔夫子既是尊者，也是亲者，更是贤者，可谓三者兼之。《论语》由孔门弟子“相与辑而论纂”，读完全书后的印象却是：《论语》不为夫子讳。

我读《论语》，从不少描述孔夫子行状的篇幅中，看到的孔夫子的形象，并不是“高大全”的。他对颜回赞不绝口，颜回一死，几乎痛不欲生，没想到颜父竟会要求用他的车子“为之椁”，只好推说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”；他专门找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访对他有所馈赠的阳货，却又在半途与阳货相遇；他兴致勃勃地想在齐国去谋取要职，齐景公明白无误地告诉他,不可能像鲁国重用季氏那样的重用他,又后又说,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”，孔夫子自讨没趣,怏怏离去，如此等等，无疑都有损于他庄重、端正、威严的形象，使人大有“尴尬人总遇尴尬事”之感慨，然而，《论语》不为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