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对比较，在孔子的弟子中，被称为“朽木不可雕”的宰我（即宰予）受孔子的指责也是比较多的。《论语·八佾》中就有一例：“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‘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’曰：‘使民战栗。’子闻之曰：‘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’”鲁哀公请问的是土地神的木主牌位所用之木材，宰我答的是夏商周三代各有不同，周代用的是“栗”，意在“使民战栗”，或许就是一种威慑作用罢，于是受到孔子的指责。

对于宰我答鲁哀公时说的那些话，经学家或理学家几乎都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，却很有些穿凿附会之处。从《论语集注》可知，经学家尹氏（东汉尹敏）说的是：“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，非取义于木也。宰我不知而妄对，故夫子责之。”理学家朱熹说的则是“古者立社，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”，并称“孔子以宰我所对，非立社之本意，又启时君杀伐之心，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复救，故历言此以深责之，欲使谨其后也。”他说的除了结合当时现实，加了一句“又启时君杀伐之心”，似乎没有比尹氏提供更多新的见解。而且，无论是尹敏说的“各以所宜木名其社”，还是朱熹说的“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”，都是说不通的，作为落叶乔木的栗树，南北皆宜，陕西宜种，河南干吗就不宜种？

 以我之见，宰我所言，并非信口雌黄，“不知而妄对”，恰恰相反，倒是事出有因。孔子指责宰我，也并非因为宰我“不知而妄对”，恰恰相反，倒是因为宰我说出了实情。周代（至少是周初）的“杀伐”之气，确实是很重的，从那时留下的历史文献，即《尚书》中的《牧誓》、《大诰》与《康诰》便可一目了然。连那时候的刑罚——诸如割鼻子割耳朵之类——都相当残忍。对此，我在《孔子“焉用杀”之疑》一文中已有所述。那篇文章中未曾提及的《酒诰》，同样也充盈着这股“杀”气——按《酒诰》的规定，就是“群饮”也要杀头的，原话是：“厥或诰曰：‘群饮。’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”朱熹说宰我“以古者戮人于社，故附会其说”，未免有钻牛角尖之嫌。“使民战栗”，干吗就一定要“戮人于社”？这种“杀”气以至影响文风，难怪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评价《尚书》时说，“周多征伐，上下相戒，事危而言切，则峻肃而不阿借。”也难怪鲁迅会在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中说，作为“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”的所谓“王道”，“只消一个顽民，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”。此处所说的“顽民”，就是不服周之统治的殷商遣民。我倒以为，宰我所说的“周人以栗”与“使民战栗”，同样也是可以将所谓的“王道”——尽管孔子那个时候，尚未有“王道”这个词汇出现——弄得毫无根据的，所以才引来孔子的严厉指责。

在 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”这句话中，“成事”与“既往”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，无非是说，已经过去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不要去说他了，既不要再去解释，也不要再去追究。然而，孔子这种“成事不说”与“既往不咎”是有选择性的。首先是对于具体的事有选择性。倘若真是“成事不说”，那么又为什么如此推崇周朝，说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？倘若真是“既往不咎”，那么又为什么如此菲薄“夷狄”之君，说是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”？他指责宰我时说的这两条，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的。之所以如此说，就是因为宰我所言，与他的“子为政，焉用杀”相悖，于他所推崇的作为“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”的声誉有损。在孔子的“成事不说”与“既往不咎”中，无疑也可以闻到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气息。周代的统治者，尤其是周公姬旦，不正是他心中的“尊者”与“贤者”吗？

按照朱熹所说，孔子指责宰我的一个因素，乃为避免“启时君杀伐之心”。“时君”者，当时的君主也，说白了，指的就是“问社于宰我”的鲁哀公。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，但出发点最好，也得尊重历史。倘若“使民战栗”之民，指的就是殷商遗民，倘若对这些“顽民”之威慑确有必要，无须讳言其事；倘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，则更不能以“成事不说”与“既往不咎”来敷衍。要不，既有碍于其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彻底性，也难免有“瞒与骗”之嫌。

至于“遂事不谏”，说的已经不是对待历史，而是对待现实的态度了，也就是说，要善于见风使舵，看到大势已去，赶紧钳口不语，退避三舍，这当然也是一种处世哲学，与《中庸》所说的“国有道其言足以兴，国无道其默足以容”以及《诗经》所说的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正相一致。简言之，则为“明哲保身”。